三　对欲、利的肯定

    实事求是地对人的生存欲望和物质利益加以适当的肯定,是张栻、魏了翁实学思想的重要体现。张栻认为,即使是圣贤也是有欲的,这难道不是平常的人情吗?由此他主张道义不能离开欲、利而存在,物质利益是人人所追求的。他说:“人孰不欲富贵,此言人情之常也。谓圣贤独不欲,则岂人情哉?”(《南轩孟子说》卷二)指出追求富贵等物质利益,是人情之常,即使圣贤也不可避免。如果离开了日常生活中的物质利益和人欲而空谈仁义道德,这是张所反对的。他说:“义利交战,卒为利所夺;君子小人相好,卒为小人所汩。盖亦理势之必然。”(《南轩集》卷二十三,《答朱元晦》)张栻承认,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着这种现象,即利不仅不被义所埋没,反而战胜了义;高尚的君子也最终陷入小人之中。这说明,物质利益和欲望是客观存在的,它不以人们主观意志的好恶为转移,人们想要否定它,也是否定不了的,利的存在是“理势之必然”。

    在义利关系上,张栻虽重义轻利,但不完全抹煞利,而是把利纳入义的包容之中,在行义的同时,自然就体现了利。他说:“盖行仁义非欲其利之,而仁义之行,固无不利者也。”(《南轩孟子说》卷一)张指出,行仁义并不是为了获利,但在仁义推行之时,利也就在其中了。给利留下了一定的位置。由此张栻反对空谈仁义,“一切不为”的思想,主张在循理的原则下,解决具体的日用问题,把利包容在义之中,而不是把利排斥在义之外。他说:“铁钱事如何计?循其理而为之,不若它人做工作事也。大抵今日人才之病,其号为安静者,则一切不为;而其欲为者,则又先怀利心,往往贻害。要是儒者之政,一一务实,为所当为,以护养邦本为先耳,此则可贵也。”(《南轩集》卷二十六,《与施蕲州》)这里所谓号为安静,一切不为,即指空谈仁义,不做工作事的人。所谓先怀利心,即指一事当先,先考虑自己私利的人。张对这两种倾向都加以反对,他所主张的是既要务实,又不怀利心。对于铁钱等涉及国计民生的实事,要求一一务之。张栻的这种留心经济之事,不尚空谈,主张“一一务实”的思想,是其实学思想的表现,而与陈亮、叶适功利学派的主张有相同之处。

    肯定人欲有善的一面,而不去灭绝它,这是魏了翁实学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。魏了翁认为,心体本静,感于物遂动,于是产生欲望,“欲虽人之所有,然欲有善、不善存焉”(《鹤山集》卷三十二,《又答虞永康》)。认为欲是人所本有的,它分为善与不善两种。指出欲有善的一面,不完全是恶,这是魏了翁不同于正统理学家的地方,亦是对“灭人欲”思想的改造。从肯定人的物质欲望,认为人欲有善与不善之分,并不完全为恶的思想出发,魏了翁指出饮食男女等人欲是人心不可避免的欲望,它是自然而然,不可抹煞的。他说:“欲善者,心之大端也者。端谓头绪。饮食男女,是人心所欲之大端绪也;死亡贫苦,是人心所恶之大端绪也。”(《礼记要义》卷九,《礼所以知人心》)认为吃饭穿衣、男女家庭生活是人人所追求的正当欲望,而死亡贫困则是人人所厌恶并力图避免的。对待人欲,魏了翁采取客观承认它的态度,不要求灭绝它,而是主张用心来加以节制。他说:“物欲强时心节制。”(《鹤山集》卷九十六,《即席次韵宋权县约客》)魏了翁肯定人欲并加以节制的思想,既与“去人欲”、忽视人的物质欲望的满足的主张不同,又与放纵人欲,不加节制的倾向有别。他认为仁义道德不能脱离人们的物质欲望而孤立存在,道就存在于欲中,圣人也是“使人即欲以求道”(《鹤山集》卷四十四,《合州建濂溪先生祠堂记》)的。可见,道不离欲,在对人欲的适当满足并加以节制的过程中,就体现了道。魏了翁“即欲以求道”的思想客观地承认欲望的存在是合理的,这在当时是相当可贵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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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    者:蔡方鹿